艺术家在田野:珠三角工厂大考察

打边炉DBL 2020-11-09 06:42:36

2017年12月26日-27日，由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东莞21空间美术馆和《打边炉》共同主办的“艺术家在田野：珠三角工厂大考察”在东莞举行。19名（组）成员考察了位于东莞的6间工厂，参加了2场学术讲座（万向东教授和李公明教授主讲）以及1场考察座谈。

下面是考察成员提交的笔记，是为考察的“作业”。

芯

蔡丽娟，东莞

东莞的制造业在全国、甚至全球一直以来都是神奇的渗透性的存在着，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表面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什么，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每个艺术家都给出了自己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体系、视觉系统的独到解读。而我感触最深的，是如剥洋葱般一层层剥开之后剩下的那个“芯”——人。

无论是产品的制造者还是消费者，驱使他们去做这份工作或是去消费这种产品的时候都是因为生活。而产品，成了分界两边的人的载体—— 一边的工人最大程度上虚化了自己，成为程序化链条上的一环，他们的专注和环环相扣的秩序感又滋生出一种奇幻的美；另一边的消费者，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拥有众多华丽昂贵的产品来标榜生活，这种需求是真实的吗？是欲望催生了产品还是产品催生了欲望？两边对照不禁思考：人和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又有哪部分的本质是相同的？

回来之后我很有冲动做一系列作品，我能感觉到它在静静“发酵”。这次活动虽然只有短短两天，可是它所带来的思考恐怕会一直延续。

我们的意志在云端

蔡远河，广州

工厂——庞大的机制对心灵和身体实施着分析和支配。密闭的车间，统一的制服，清晰的等级，励志的宣言，严苛的守则，宏大的企业文化，模块化的分类生产……身体被封闭在空间之中，感知被排除在身体之外。它使用成熟且完备的操练方法让意识变得透明，实现了肉身的工具化。

工人生产产品，产品亦反过来生产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劳作以外，人们的喜好、网娱、消费、通讯、朋友、支付、财富信息都保存在了千里开外的服务器中，通过云储存和大数据调研，计算出一系列对应的商品，不断投其所好地创造需求，创造欲望，创造此刻的遗憾和不满。于是，大家又继续踏上生产的征程，追赶那更大的沟壑。

事实上，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这个庞大的价值系统从未松懈，持续地制造消费，加大流通。人们的身体与资本相结合，从行为的被规训到消费的被操纵，从社会劳动的异化到人的物化，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悖论中循环不止。

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当所有的外在符号被抹去之后，我们的意志和肉体还在场么？如果它们相分离，又会变得怎样？

不久后的此刻，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将取代劳动者的位置——高效、精密、稳定、廉价，肉身终将失去原有的价值。

新的价值将体现在基因所规划的意义世界中，信息图谱复制了第二自我，第三自我……赛博人成为科技的新高峰，更快，更强，更持久，时尚且健康，它克服了物种媒介并调解了场域之熵——新的广告语将出现。

我们的意志在云端，在数据库和服务器之间来回转换，在打印的各异肉身角色里来回切换，在虚实空间中翱翔，我们成为了古希腊的神话，超越了时空的维度，回到艺术化的生命之中，进入了无尽虚无的后现代想象。

商业要解读它的未来，一定要观察时代的文化

常宇晗，北京

对我来说，如果要避免把此次颇为紧凑的行程概括为传统美术创作意义上“采风”，同时避免以当代艺术家身份进行一场包含着工厂、资本、生产、劳动、身份、性别、人权等话语的“工业景观猎奇拼贴”的素材收集工作，而是想要真正深入到行业运转的链条中的话，那我们至少应该减少使用“工厂”这个单一而又携带着丰富刻板印象的词汇。

在这个印象中，工厂往往包含机器与工人，机器的强大和工人的处境一般很容易吸引到视觉工作者的关注。而正如不能根据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去推定中国的经济主体为“富士康模式”，在缺乏一个清晰的批判对象之前，对某条流水线工人生存状况的外在描绘很难帮助其形成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自为群体，对中国经济主体和产业从业人员的认识，不止要关照个体的生存状况，还要将现象放置在中国处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不同产业分工状况以及不同企业中的内部运作方式。

在星海制衣厂和法罗家具公司，我们在关心生产线上工人的健康状况和权益保障的同时，也会发现近几年随着依靠外贸驱动的传统制造业后劲不足和互联网、物联网变革的深化，一些传统制造企业开始从原先单纯做代工（OEM）、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在作为代工厂的同时转而经营自有品牌（OBM）。这只是在过去十年来珠三角“世界工厂”在维持全球制造业优势的同时，试图提升自己在产业链中较低位置所作出努力的一个缩影。伴随着劳动保护和劳动权利的缓步提升的还有国务院批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纲要指导整个珠三角地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力图建设“服务化的制造业”。我们还可以在所参观的其他企业中找到它们向微笑曲线两端拼命延伸的例证。比如味菇坊和思朗食品代表的是企业按照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的发展方式打造竞争力强的农业和食品品牌。而誉铭新工业有限公司、宏达通讯云计算中心与三十公里之外的东莞松山湖高新区一道，践行着东莞建设“全价值链的、全供应链的、全产业链的先进制造业”的目标。在拥有着柯布西耶风格服务器储存厂房的通讯云计算中心，人们已经无法看到流水线上操作的工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已经渐渐改变了人们探讨劳动、主体、异化等概念的范畴。另一方面，中心的所属的广东宏达工贸集团，同时作为此次考察活动的组织方之一——东莞21空间美术馆的最大股东，以某种意志支持着区域文化的发展。

上文所作出的对几家考察企业带出的简要事实的概括，如世界大多数地方的情形一样，在很多时候，艺术与经济的关系远不止接受赞助而创作一幅作品那么简单。艺术呈现出的潮流和形式都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政策以及所引发的资方运营模式的影响。如果结合这个关系，并基于上述提到的区域政策、经济状况等事实去认识艺术家进入到企业与工厂中的意图和行为，上世纪70年代英国APG（艺术家安置团体）的实践或许值得参考。他们通过将艺术家安置在企业内部，参与日常工作，艺术的功能开始转向了“决策”，而作品变成了“计划/项目”。后来由于政府和资金问题停滞了很久。APG在近几年一直试图在主创之一John Latham去世之后以某种方式重启他们的工作。反观中国，具有一定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土情况找到艺术从业人员与企业进行良性互动的条件，一方面，相较于英国低迷的经济和动荡的政局，中国具备一定资金和区域政策的优势；另一方面，以宏达工贸为代表的意图占领更多市场制高点而进行多元化经营的民营企业，在进行科技创新的基础上，也进行着对文化领域的支持。

我在此引用在APG展览筹备文件中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的一句话作为这篇简短报告的注脚：“如果商业要解读它的未来，它最好不只是看到商业，而要观察我们时代的整个文化，包括艺术——绘画、音乐、剧场、文学——以及哲学和宗教。在哲学活动中，最能清楚预示明天的市场、企业立法和新的商业结构。”

新品

时间艺术小组（陈文华+翁纯蓉），广州

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进行了两天六个工厂的考察，工厂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我喜欢在开展新的工作之前屏蔽我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以此保持最大的好奇心。我们像旅行团一样安排好每一个时间点，在两天的时间里穿梭于六个行业完全不同的工厂中，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这样的一个高密度的紧张行程，迫使我们对于每个工厂的记忆严重重叠交织在一起。考察的进程中，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一个个魔幻超现实主义式的景观，景观里充斥着种种仪式，我们似乎穿梭在几个维度的空间里面。

随着城市、科技的发展，人力资源成本的提高，珠三角的工厂已经越来越少劳动密集型工厂，新品也成为珠三角工厂竞争的有力保证。工厂的流水线作业方式却是从未改变过，因为流水线的方式是效益最大化的基本，我们考察的工厂也不例外。我们考察的工厂里面工人最多的是家具厂，家具厂分成几个区域，原材料加工区域更像一个伴随着交响乐的战场，耸立着一座座纪念碑式的机器。而产品的展示区域似乎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云数据工厂是工人最少的工厂，里面只有一座座冰冷的设备。蘑菇厂是对我们视觉最有冲击的一个，尤其进到蘑菇培育的区域，你能感受到生命与死亡的气息。饼干厂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厂，机械化的生产也使得这里工人稀少，在偌大的空间里，只有中间的一张长桌围绕着一些工人，似乎在进行着某种仪式。

工厂的考察让我们更加注意到，那些具有强烈美学视觉的物质形态如何反映着工厂这一系统的种种关系。讨论这些关系，工人是离不开的话题，事实上，无论是机器还是工人或者资本家，在整个生产体制之内，面对不同的生产方式，会有着不同的关系和命运。也许未来工人会消失在历史当中，暂且我们把这称之为进化的过程，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这场角逐的进化过程中有哪些是牺牲者。进化过程中唯有不变的是对利益的追逐，“新品”就成为了一个保障。

工匠与艺术家

戴小曼，广州

我们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考察了牛仔裤、云计算、家具、食用菌、手机、饼干等不同类型的六家工厂，此行的目的是让艺术家对其他工种阶层的了解，对社会的感受，视觉和心理打开更广阔的空间，这是一种开拓性思维的方式。

我作为一个国画系传统绘画专业毕业的艺术创作者参与其中，在参观了一番工业生产流水线的运作之后，我想到的是两个词：“工匠”与“艺术家”。

“工匠”这个词，出现在明代时期，董其昌（明末书画大家，兼精收藏）提出的中国画“南北宗”论。“艺术家”，特别是二十世纪，强调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现在所提倡的“匠人精神”，或许是一种职业精神，还是大家都无需思考只管创作只管画？这个词在当下，都被国人偷换了概念，这跟中国古代、日本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中国的匠人指的是“匠气”，“匠人”和“匠气”并非一回事，语境不同。“工匠精神”一定要有敬业精神吧，精致，做到极致。打个比方，比如传统手工裱画，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浆糊打出来，用手蘸一下试下粘度，加矾，凭经验感觉，若是多了便兑点水。这里边就不像工业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它并没有数据，不能量化，不能规模化，所以这个称为“匠人”。一个“艺术家”，做艺术创作，比方我画一千张画，我便不可能每张都画得一样。艺术家是在不断创新。而工业化生产，每天出产成千上万的产品，如我们考察的牛仔裤、饼干、家具等，是在不断重复商品。商业化生产每一条生产链上的产品质量都是保证的，是重复性工作，而艺术家是不重复性的工作，技术上也是相当好，永远不能重复自己，那是艺术家。

我认为这其中的区分还存在一个“审美”的问题。工匠更着重于实用性，可操作性，在当下的市场经济流水线生产，只管销售量，人们的普遍审美未达到一定水平，对事物美丑的认知也是相当有限，所以会出现很多“设计雷点”，当然是不符合传统的基本审美，“创新”也是基于“美”和“文化”的基础上的。

跟“工匠”，对立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高端到最后，其实讲的就是文化。

都市是一个魔幻的熔炉，工厂只是巨兽的一角

黄东辉，广州

我管离开故土的人，都叫行走江湖。“你是哪里人，家乡人多在厂里面吗？”跟他们聊天，我会以这样的开场白。

厂房里，一个个合乎标准的产品，经过她的手——一个女儿，一位母亲，一个妻子，一个30多岁的女工人，娴熟地用细小的肩膀助推凿子，在木材上刻出图案，刻刀另一头已“吃”进的她的躯体，也许她们已渐渐忘记了如何插秧，播种，邻里菜香。终日吱吱吱的回响混成了白色。

我会陷入联想，这个机器包围的工作岗位上，她的家人们，家禽及将来会使用到都该产品的消费者都齐刷刷站在她身后凝视，伴着她的节奏移动和静止，一同呼吸，彼此都没有作声。

在白色温室房里，一批批完全被掌控，被科学精准计算的环境下长出来的“产品”，成为日常餐上佳肴。

机械手臂完全可以精准计算而取代手工劳动，人的劳作也越来越卑微。这种焦灼在不同人的心里蔓延，着不了地，没有身份没有重量。

在时代狭缝里，他们热情、青春投在这个没有署名的产品上，这个被机器、工具包围的“江湖”中，在这个离不开又回不去的“白色”故乡。

机器匀称的混响，润滑油及塑料加热的气息，浑浑噩噩地浸泡在一个氛围里，一件件的商品流向市场，跟围墙之外的都市生活连结，整个都市一体就是一个魔幻的熔炉，工厂只是巨兽的一角。

一切正在生产中，在这个消费主义占主导的大熔炉链条里，我们被动地跟所有一切，形成了一个白色的新的“故乡”。

我们不但要拍他们，还要记下他们的名字

胡瑚+江静舒，广州

“我是厂里开巾最快的，整个纺织厂，没有人不知道我。”

“我是工厂里最高的一个，所以厂长就选了我代表工厂去参加市运会，后来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下岗之前参加过很多马拉松比赛，拿了很多第一名。我是本市的马拉松纪录保持者，几年前参加深圳马拉松，我跑了第11名，前几名都是黑人，要不是我迷路，前十肯定是没问题的。”

每当我的母亲、父亲说起他们的“工人岁月”，都是骄傲的，眉飞色舞的，即便是后来，他们下岗，不得不下海经商，但他们最怀念的，还是那段工厂岁月。不仅仅是因为稳定的工资，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富的文娱生活，最重要的，是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感。

我相信，即便是他们，也会偶尔为流水线上工作而感到苦闷、不快，也会因为厂房里有限的条件而埋怨，但幸运的是，那个时期的工人，都俯首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他们尊重自己的工作，享受当一名工人的快乐。

是的，我的父亲母亲，便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工人，在他们的时代，至少在下岗潮之前，工人的群像，是朝气蓬勃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的视线再次聚焦工人，工人出现在报纸社会版的黑暗角落，“拖欠工资”、“高强度工作”、“工厂环境差”、“工人跳楼”……走访工厂的时候更多人关心工人的薪酬，工作时间，仿佛下一句就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我下面给你吃。”

如果你是工人，你会在来自陌生人的问题中，感受到尊重，还是不适？

我们拍摄过的每一名工人，他们都要说这样一句话：“这工作又累又脏，有什么好拍的？不要拍我，拍我老板吧”。

我们只能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不但要拍他们，拍他们是怎样兢兢业业地工作，我们还要记下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片子里。我希望镜头下的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尊重各自的工作，正如我尊重他们一样。

在短短的两日行程内，我们能看见许多厂房过道里的玻璃窗，参观的人会不自觉地会朝里看，厂房里的工人也会不自觉地朝外看，但愿这扇玻璃窗，能照见彼此。

我们和他们并不在事实的两端，而是在同一端

康赫，北京

这次考察的六家厂中，家具厂和饼干厂给我很大刺激。家具厂的刺激是现场的，饼干厂的刺激是事后的。

家具厂

家具厂一侧的厂房里噪音和灰尘特别大。工人戴着口罩埋头苦干。

另一侧，我听到了类似交响乐一般嗡嗡鸣叫的巨大底噪，上面是一层弱小但清晰的敲敲打打的声响。这里的噪音不像对面车间那么刺耳，但持续的高频刺激对工人的隔膜伤害应该是一样的，或许它的“悦耳”让工人的耳朵失去戒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伤。我被这种声音打动了。

这里的工人都是手工作业。个子弱小一些的女工需要动员整个身体与手里的工具一起配合作业，比如，拿腋窝外侧的部位来顶刀具柄，为椅腿雕出华丽的巴络克式纹样。

很多状况混合在这个生产车间里，让我感到错乱，荒谬，难过。

木工们的工作与传统木匠没有区别，都是身体动荡剧烈的纯手工，与自己加工的产品血汗相联。工艺之精美也接近传统木匠干的活。与对面的厂房里流水线上的工人相比，她们这边的工作要具体可感得多，人体温似乎在阻止异化入侵。

但与传统工匠不一样的是，她们只负责加工一个产品的小局部，并且是统一规格的标准件加工，因而仍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一环。她们既不生产自己熟悉的物品，也不生产某个具体的客户订制的产品，而是生产着与她们的日常生产完全隔绝的另一些人可能想要的产品。她们并不知道或许也没有热情像去关心，是谁最终买走了这些自己参与加工的产品。

她们以身体的高损耗运动换取一个产品的形式，但这个产品形式构筑的生活方式却是排斥她们这种血汗交织的劳动本身。在公共空间里，她们劳动的身体会发出令我们不快的酸臭味。

在对面厂房，异化只是一个抽象的事实。灰尘，纯噪音，口罩，挡下我们尖锐的视线。但在这一侧，我们并没有这样的逃避机会，异化直接侵入展开在我们面前的血肉之躯。

饼干厂

去饼干厂路上，大家伙想象着车间里的情形：满溢的色香味，工人们围绕着无数形状各异的小饼干忙碌，心情愉快，神情友善。结果出人所料，我们被领进了一条百米来长的密闭通道，一侧是墙一侧是大玻璃。玻璃后面是漫长的流水线，工人稀少，穿着消毒工作服，像模型一般隔着桌子一动不动坐成两排，或隐身于机械设备之间，默默走动，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流。

我们的世界是由视觉和视觉传播统治的，视觉悲惨事实就悲惨，视觉欢乐事实就欢乐。资本和权力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它们知道应当如何制造不刺痛我们眼睛的视觉，阻断我们传递信息的愿望。“凄凉”像瘟疫一样被隔离，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在我们视而不见的地方。

这些工人，我们看他们有多抽象，他们看我们也有多抽象。他们只是被隔绝了。我们离他们有十几米远，完全看不到送带上的饼干。我们甚至听不到从他们那里发出的工业噪音，只听到自己缓缓向前的脚步声和边上讲解员的告知的一些数据：从打粉到饼干装箱只需半小时，可以产出多少多少吨饼干……

没什么可拍，偶尔有人举起相机来，也被讲解员及时制止。情形有些可笑，既然什么都拍不到，她制止什么？她要制止的也许就是那个“我们拍到了什么都拍不到”。这可能只是我的个人臆想。但有一点绝不是臆想：确实你在这里什么都拍不到，也很难想起要拍下眼前这个空洞的饼干生产场景。

这一点让我感到不舒服。工人在这样一种彻底密封的环境里工作，从早上到晚上几乎不跟人说话，除了三五个穿着同样的消毒服的同事，几乎就再见不到别人。他们长年累月就这么度过。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无论作为景象还是作为故事都抽象到了极点，抽象到不能激起我们一点关注和记录的热情。我们看他们有多抽象，他们看我们也有多抽象。但事实上，他们只是被隔绝了。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身体，被身上的标准工作服和光秃秃的空间囚禁。他们知道我们无法听到他们发出的和想要发出的任何声音，慢慢，他们习惯不发出自己想对他人发出的声音，慢慢他们没有能力发出那些声音来。他们需要休息，需要泡在温水中一样泡在自由空间里，让身体慢慢地舒展开来，发出一个声音来，“爱”，或是“恨”。

这同样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我们和他们并不在事实的两端，而是在同一端。

工厂会不会占领都市？

李超然，上海

珠三角本就是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空间，这里聚集了无数的工人，无数背井离乡的移民，无数的故事，无数消费和欲望的源头，无数个期盼和向往。

1995年时有艺术家Harun Farocki 三十六分钟的短片《工人离开工厂》，片名来自卢米埃尔的同名电影，正是1995年第一部公映的电影。Farocki对于当代文化之中移动影像的力量非常着迷。艺术家从过去100年的电影、纪录片片段中，寻找工人离开工厂的影像。包括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弗里兹·朗的《大都市》，还有工人离开美国福特工厂，德国大众汽车工厂的镜头。这部作品探索了身体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像背后的社会、政治意义。再到艺术家曹斐的影像《谁的乌托邦》，诸多舞者在即将成为跨国公司的欧司朗工厂翩翩起舞。再到艺术家李燎的作品《消费》，李燎在富士康流水线“潜伏”了45天，赚来3000多元钱，购买了一台iPad Mini，李燎将iPad和工牌、工服、上岗证、劳动合同等组合在一起展出。

艺术家们常常和工厂这样的空间纠缠在一起。

而我们这些80、90后年轻艺术家，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在工厂中工作和生活过，却享受着工厂各种巨大福利的这代人，在今天踏入工厂这片土地，有着非凡的意义。工厂的一切和都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么息息相关、连接紧密。

现在高度规模化的工厂就像一个小都市，工人就是这个小都市的市民，工厂也有社会阶级。工厂可以满足工人日常全部需要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有些工厂会建设足球场、娱乐场所供工人娱乐。工厂已然可以成为工人生活的全部。

但工厂却又似乎总是和都市有着某种断层和隔阂。

当我们拿起相机反复拍摄工人的时候，他们是麻木的，他们执着于手中的劳作，甚至懒得抬起眼神儿望我们。但这样对对象反复的观看，在都市中是被警惕和防御的。

此次踏入工厂，对于工厂和都市，我有着太多的好奇与疑问，比如工人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工人离开工厂，还可以去哪里？工厂会不会占领都市？《资本论》在今天对于工厂的意义？工厂和都市的明天在哪里？

姐姐

李文高，广州

在我个人成长经历中有与工厂相关的三个记忆，其中两个跟东莞相关。

一、姐姐是80后的第一代去东莞的女工，初中毕业后恰逢劳动局的招募去了东莞，在我初中与姐姐的书信来往中至今记得那个叫东莞大岭山镇的地方，姐姐在日资电子工厂月薪是800元，家里希望姐姐能学到一技之长，而我也相信姐姐能赚到钱给我买礼物。我与姐姐大概一月一次通信，每次收到信都会念给爸妈听，这种通信大概持续了三年之后姐姐辞掉了工作，主要是太累身体吃不消，后来又陆续去过东莞务工，直到遭遇老乡的拐卖未遂，被解救后才再也没去过广东。这是我的第一个记忆，直到我成年后翻起姐姐在东莞的照片时，才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背景下那些青涩的女工群体所付出的青春梦想，并没有因为东莞的崛起而留给她们什么，把青春留在了东莞，把现实带回了家。

二、发小是80后初中辍学后也去了东莞，我在读书他进了工厂，打工十年他办起了工厂，举债办厂在没有成功前都会被人泼冷水，区区几万从买二手设备开始，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开着奔驰车回到家乡，引起不小轰动，成为农村娃的成功代表。发小的厂我去参观过两次，是东莞制造中低技术含量的原材料加工第一环节，能持续生产靠的是业务稳定，以及节省的开销。由于家乡工人的工资待遇也逐渐同步，想进一步带动老乡党的模式也难维持，发小也开始招募越南籍的黑工，他们没有太多的诉求，做事勤恳更符合老板的心意。这是我的第二个记忆，东莞能成就梦想，逐渐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在东莞就是一个缩影。

三、火车连起我家乡的一个小镇把矿产运出去，这个叫永和镇的地方有着国有第六大磷矿厂，在八九十年代辉煌时期晚上永远都是灯火通明，这个令农村人羡慕的地方在九十年代末期走向了衰落，能源的枯竭、国企自身结构和效率以及接下来的国企改制大量的员工下岗，从此厂区人去楼空。而留下的工业建筑也深深地存在我记忆里，从此对于工业废墟也就有了莫名的好感。2008年时我对广州的老工业区进行了一个调查，从城市规划及文化创意的角度表达了个人的一些建议，而2008年后也是房企开发和文化创意园蓬勃发展时期。这是我的第三个记忆，关于倒闭工厂的空间记忆。

这三个记忆促成了我对这次东莞工厂考察活动的参与，两天走访了6家各行业不同生产模式的东莞制造，虽然这种了解只是一种直观，但对于艺术家而言，会在后期的创作中逐步发酵反馈。

如果我仍生活在内地，也许我是她们其中一个

林岚，香港

一个不是经常上微信的人，居然在朋友圈中看到这个项目，名称中“珠三角”和“工厂”二词吸引了我。

我经常去的内地工厂都是与雕塑制作有关。记得在2001年㡳，我被委约制作一件大型的木雕。可惜以当年的预算，在香港非常困难进行：好的木匠所剩无几，也价值不菲，但就是没有下一代接棒，父母都想他们读工程师，律师，可以“轻松”赚钱。那高达九米的木雕玻璃组件要在四个月内完成，起码要二个师传级的雕匠，加上四、五个木工合作。衡量工资和人力、技巧，我只能在香港找承办商，在深圳的观澜厂房制作。每星期起码上去三、四趟，早上坐火车过海关再接驳厂车，九点半到厂，晚上七点离开。那些年，不少和珠江三角地区有生意合作的香港人，应该很明白这种甜苦掺半的滋味。后来，那间木刻家具厂也迁出深圳了。城规严管，租金上涨都是主要原因，加上工人福利和工资的上调，内地厂商的叫价也不再吸引了，我也少去珠江三角区做作品了。但是，我仍然好奇那里到底变成怎么样了。

这次参观的工厂分布在东莞各镇，产品以衣、食、用为主，多数是高端产品，迎合现代健康饮食、品味和电子时代所需。其中一半是非传统式的工厂模式，例如数据库和生物培菌公司。实体生产的工厂，大部分制造都是依靠机械。有趣的是，饼干和菇菌的包装部还是最多工人，只因产品太精致脆弱，还是人手控制得好。不过，他们并没放弃研发将来的包装机器。至于制衣厂和手机壳制作厂，与我在80年代看到的香港工厂类似，以人手为主。一条牛仔裤和一架手机的价格，可能是几倍的价格差额。假设工人薪金都差不多，那么，倍差就是花在精密的机械，大规模的厂房和反复的检验程序方面。这些硬件的大型投资随著年月、潮流，贬值而不断需要更新。在利润压力下，将来开发新产品的实验室员工将会增加，压力更大，亦无法被“参观”，因为都是人脑运作。不过，我最希望那些如机械臂般，重复性的人手流水作业线快点消失，把年青人劳动力释放在更有创意的工作上。

说到创意，其中老牌家具厂，随著经济週期的变换，现在的生意以内销和中东为主，反而，之前的美国老主顾的订单则寥寥可数。看来中国经济自主化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第二代掌柜女留美回来，开始搞些新设计，虽然销量不及传统的豪华雕花美式家具（捧场客为内地和中东富豪），但是仍有上升趋势。而这些设计不需要大量的雕花工人，制作也相对便宜。纵观厂内雕花工人以中年居多，转型的确也是大趋势。香港的昨天就是将来东莞的写照。再说，那些富豪的第二代也会跟著潮流，趋向简约品味，到时才转型就太迟了。虽说简约，价钱一点也不便宜（起码对我来说），利润想必可观。老板想办法在如此残酷的粗放竞争场中挣扎生存，那么，工人们可曾为自己打算？国家可为他们计划？世界工厂将来会在哪里轮替出现？柬埔寨？孟加拉？非洲？

有人问艺术家去工厂有何意义？我并不擅长拍摄，录像，录音或是纪实访问，现场的味道、温度，湿度和混杂的声音更不是单一媒介可以模放。艺术发生在内观和外观的对印、对证之间，个人主观对外界认知的对照，演变成为感想之后。我不知道这次经验对将来的我会有何影响，但是这几天我走在香港的超市中，对那些茹菌和饼乾还是多看了几眼；经过服装店，也顺手翻看牛仔裤是否来自东莞⋯⋯

如果我仍生活在内地，也许我是其中一个。

酒店外的民居天台种植告诉我：自己眼底下的手工才是最可信，吃在口裡的才是最重要。

疑问

林铮，广州

2017年12月26日-27日，我们走进了几家工厂进行参观。某菇类生物技术工厂和家具工厂令我感触颇深，难以一一言表，我将简单归纳以下两点。

1、关于对自然规律的思考

冰冷的人工菌类培育室，身穿蓝色制服的培育工人，潮湿的地板与滴滴答答的雾气让我进入了一个虚拟的带有科技感的空间。类似的场景我只在电影里见过，不同的是，主角不是人或机器，而是白色和棕色的菌类。人类提取优良菌类的基因，模仿它们的生态环境进行再培育。这些菌类千人一面与接近完美的对称感，毫无瑕疵，白白嫩嫩，却少了一份真正野外生长菇类的“活跃感”，像庞大的复制品。

厂方负责人告诉我们整个工厂从生产到出产加起来只有100来人，机械化生产替代了大部分工人。我随着大队考察了几个菌类冷藏培育室，我们在科幻感与现实中不断地切换，这使我有点混乱。

菌类的完美让我有些许不安。一方面，这种培育模式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让大众吃上健康的食品。另一方面，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这会抹掉基因的多样性，也抹杀了某种可能性，比如医学技术的进步。那么，这种培育的方式到底是遵循自然的规律还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呢？

2、对家具厂工人防尘口罩类型引发的提问

我们一行人走进家具厂，厂方负责人给我们每人分发了口罩——一次性普通口罩。我当时以为这只是临时口罩，并没想太多。进入工厂车间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95%以上的工人佩戴的都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一次性口罩。首先，一次性的口罩使用寿命很短，以家具工厂的粉尘密度来看，一个口罩只能用一天且防尘效果不佳。通常情况下，粉尘度高的工厂应配备专业防尘口罩。就连工厂负责人佩戴的也是一次性口罩，可见防护意识的缺失。

众所周知，尘肺病和呼吸道疾病都是死亡率很高的工人职业疾病。许多工人自身的防护意识并不高，企业的防护培训也不到位。怎样提高工人的自我防护意识？企业有没有做好相关防护措施的培训？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企业对工人的防护意识是否跟上了发展的速度？这些都是基于对家具厂工人佩戴的口罩类型引发的提问。

人类之手、机器之手与神之手

刘佳婧，广州

手工劳动，既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也是一种非创造性活动。在人们赞颂民艺精神时，手工劳动是人类意志的表达。在工厂中，工人的手好像在自动地活动，它脱离了意志，是一个自转的主体。甚至，一旦它被意识到，它就是不老练的手，会因不小心而受伤。将手割伤的机器没有手的弱点，没有疲惫、恐惧、欲望等任何生命特征，因此在生产效率面前，机器确实让人手大规模的退场。然而，在已裁员50%的精密仪器厂里，我们看到机器手臂和工人和谐又紧密的在完成工作流程，人类之手和机器之手并不对立，在这种增补关系中，机器的精确性和人类的敏感性并没有削减，也没有增强，但这种难以描述的关系确实存在，像是一种新的能力，“人－机器”的相互依靠，无法分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描述的“上手状态”：“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的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这种手的活动方式在中国的文化中也被艺术化的描述成“游刃有余、技近乎道”。机器之手代替了让人类疲乏的重复劳动，也让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的差异更为明显。所有需要创造性的活动，都可以成为艺术活动，创造性劳动所能够带来快感，不是机器之手可以复制，甚至人类之手也无法复制，这时人们为其笼罩“光晕”，谓之“神来之笔”。

工厂之行关键意象：

领导与末日

麻剑锋，北京

“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我司参观指导”的标识牌在某菌菇生产总部门口作为欢迎我们的一种形式，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一方面我意外于此家工厂对于我们此次考察行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这样的欢迎方式让我并不能够很坦然接受：显然，我并不是“领导”，我也从未设想在东莞的某家民营企业能获得此种身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艺术家的自由状态甚至成为了对于社会主流身份认同的一种主动放弃。但在这里，这个有趣的欢迎牌却有着讽刺的意味，我们可以瞥见实业生产工厂如履薄冰的生存之道，工厂以公关的姿态应付各方来宾，寻求完全之策，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处于弱势，任何政策上的变动于他们来说都可以造成灭顶之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任何可以找到门路敲开工厂大门要求参观视察的组织群体，都成为了“领导”，这是隐喻的笼统的象征着权力本身的“领导”。我们被安排进了一间会议室，排列整齐的椅子，桌子上摆上了很多吃的还有他们的产品，此类正式的座谈会布置，也有着某种仪式感，让人印象深刻。

随后在负责人的介绍下，我们得知该工厂的菌菇产品均利用了“基因克隆”技术，在恒温、恒湿、标准的光照下生长出来。他们挑选了最好的基因用于克隆，所以这些菌菇的长相也比较统一，里外干净，也不受污染。虽然“克隆”这个词已经不算新鲜，克隆人技术也只是有碍于人类伦理问题而被搁置或者并未公开。但想到在无形之中，此类技术已经如此无孔不入地渗入日常生活的某个角落，我还是感到诧异与不适，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我们在平日里已经吃下多少用“克隆”以及“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食物呢？它们又将怎样影响我们体内的基因呢？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但一切都这样悄然发生着，没有任何征兆。

本以为见识过各类蔬菜种植基地，对于该菌菇工厂的生产场景应该并不陌生，但当我走进菌菇培育室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水雾、灯光统一色调的罐子还有稍显可爱的小菌菇，壮观地罗列在我眼前。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这像极了《遗落战境》里，汤姆·克鲁斯扮演的已经觉醒的克隆人杀回外星人基地时所看见的无数个自己时的情景。而每一间都有着标号的培育室，又像极了纳粹为了屠杀犹太人所建立的“集中营”，而这些菌菇的最终命运也不过如此。这样的类比与联想让我感觉惊悚与害怕。大航海时代之后人类就一直处于殖民与被殖民的争斗中，乐此不疲，而今天不断的进步的科技是否从可以成为该进程中的有利武器？或许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基因工程的实验场，当人类觉醒的时候，末日也就来临了。或许我们都是“菌菇”。

恐惧

沈利，广州

或许因为多年前我的母亲也是一名裁缝的缘故，此次工厂考察两天下来感触比较深的还是第一天去的星海洋制衣厂。在后来与母亲的交谈中，母亲对服装厂的描述与时隔多年的我看到的几乎没什么差别。服装厂的流水线工人都是按总完成量来计算工资的，口袋缝合、裤头缝合、裤脚缝合……不同工人负责不同部分，重复完成单一工作，多劳多得。

我们到达厂房时，里面播放着声音大到盖过了机器运作声音的流行歌曲。工厂多为中年工人，他们都专注着手头的工作，动作迅速、手法娴熟且互相无话。我们的到来好像并没有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常态吧。而让我比较在意的是，有一部分工人在继续工作的同时又在左顾右盼，似乎对这个动作已经熟练到不用怎么注意都可以完成，但他们工作时手部动作的节奏却又时不时的与播放的音乐节奏很契合，似有意又似无意，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工作中也不失为一种幽默吧。而当工作人员说时间到了准备走时，我停止拍摄准备离开，音乐骤停（应该是已到饭点儿），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时间几乎所有工人都已离开。有点荒诞、有点荒凉，心中顿生一股恐惧，相较于精密器件公司里的机器人，这里似乎更加冷冰冰。

后来回到广州，一天坐地铁回家在地铁站外听到两个外地摩的司机师傅的对话。

“小王！你不是去工厂打工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打工啊？没人要呗！又回来啦！”

“啊？不可能吧”

“......”

艺术家是多么不重要，无处不在的艺术是何其的美好

孙存明，长沙

打开电脑才意识到截稿日期将至，我现在想象自己正如那些工厂的工人一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事情吧”，呵呵。

去东莞之前，我对工厂的工作车间、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算陌生，多多少少在各种纪录片、电视新闻报道里有见过（自己之前也走访过），很感谢这次组织方的邀请，有机会系统的去到不同类别的工厂，看到日常工作状态下的工友们。

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其实不是和日常离得很远的一个职业，它甚至不该被称为一种“职业”。我想重复下我那晚在交流时谈论的一个话题：如果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总在谈论“跨界”，我想他（她）从根本上是在拒绝生活本身。生活是多么庞杂与缜密。乃至于我们想把它精细化、简约化。然而事事并不如我们所愿。各种繁忙的工厂不正是在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吗？观察工厂，就像阅读一本《十万个为什么？》，这似乎是一本每个小孩必读的书。工厂告诉我们，我们的日常在哪里？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它又会和哪些环节相互交织，等等具体而时刻准备着的问题正如那不停歇的流水线，在我们面前无穷尽的轮转着。艺术家此时能做的就像是坐在回转寿司前，根据各自的喜好，挑选菜色。

与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哪怕只是泛泛之交，会时刻提醒我，艺术家是多么的不重要，但也深知无处不在的艺术是何其的美好。

我们等待自由

吴海珠，广州

我应该怎么开始描绘我所感受到的现场，包围你的是杂乱，是整齐有规律，是尖锐，是浑浊，从你头顶传下来，从地里冒响的声音。身体还感受着震动，中间夹着咳嗽声，从喉咙的震动穿过“雾”引动空气使耳朵鼓膜震动，通过神经传给大脑信号——你也是流水线一环，你在珠三角。

1931年，雷内·克莱尔执导《我们等待自由》的影片里主要两位主人公，他们从越狱开始要争取获得政治自由；办公司获得经济自由；摆脱金钱欲望获得生活自由；告别背叛的婚姻和失败的爱情获得感情自由，影片中令人深刻，流水线生产使得整个气氛跟监狱相差无几，以及“只有工作使我自由”的口号。电影毕竟是电影，两位主人公他们又不是珠三角的工人，自由似乎对珠三角的工人而言不复存在的，流水线下的一环节，每天被循环剥削中，直至到死也不一定得到合法的权益的维护，我在工厂看到的工人，劳作中使不合拢的嘴巴，假设是正在吹着口琴的他们，传过来的声音是急促和不正常的音调。

下面引用一些资料来展开作为我在这两天在工厂考察下来激发作为个体思考。

首先是罢工，其一，1982年“罢工自由”条款从宪法中取消，为什么取消,原因是罢工不符合全体人们的利益；其二，1997年，中国签署加入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8条规定：缔约各国应该保证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在批准时我国并没有对该规定提出保留意见，这也就表明：我国是同意履行这一规定的。其三《工会法》，其中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

其次是不可抗拒的原因，避谈工人运动、工会、阶级斗争和革命；公共政策/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社会民主政治；社会力量的支持、服务；多元合作共治等，这些应对着劳工问题的出路。

与此相关还有北京发生了清理及强制清退城市低收入人口事件，一些基本认识受到重击：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空间归谁所有？正是巧合，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城市共生”作为展览主题，原声称希望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得以展示自身，共存共生，但在实际的情况下来，许多人也因此失去了城市居住和寻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官员，房地产商，土地股份集团在欢笑举杯“我们的房价涨了”。

我回想起之前和一个法国朋友聊天，我对他表示，你已经很幸运，生活在一个相对民主和福利国家里，可以暂缓你一下行动的批判性，但是他的回答让我受到启发，大概意思是不能因为生活的国家相对更民主就放弃对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追求，我们还是要追求更加完善的社会。

所以，抱有着对共同理想的最高要求的“社会闲杂人事”们加油咯。

谢小发东莞打工记

谢国发，广州

还记得在2017年12月26日，俺坐上大巴一路向东，来到号称“世界工厂”的东莞。在中介胡大哥的带领下，俺来到了打工生涯的第一站——东莞市星海阳制衣厂。工厂是做牛仔裤的，厂子不大，临街三层楼。听说老板以前和俺一样是个“打工仔”，听到这个消息后的俺备受鼓舞，对自己未来充满了信心。星海阳工友们大都是叔叔阿姨辈，也有几个年轻的，大家相处都很和睦。只是年底上班都挺忙，工位流水线作业，且工钱是按件算，所以互相之间没什么空交流，每天上班14 小时也只能赚个4000元左右。

一个月后俺离开星海阳，想多试试其它工作，应聘了宏达通讯云计算中心的站岗保安。相比之下，在这里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公司人也不多，进出的人都穿着光鲜，估计里头的都是技术人员，学历应该也不低。公司的机器设备复杂，都是高科技的东西，俺也搞不懂。这可能就是当今强调大数据背景下蒸蒸日上的企业吧。

有一次，俺妈在电话里说：“别做保安了，学门手艺才能养活自己”。于是俺进了华美罗家具厂，做起了木雕学徒。听师傅说，老板也是白手起家的，从80年代开始从小铺头开始做起，现在是一家成功的企业，产品深受国内外客户的青睐。平日里比较少见到老板，管理俺们的是老板的女儿，年龄比俺还小已是俩小孩的妈，实在令人佩服。师傅们凭借自己的手艺，使得工资待遇比外面普通工种高得多。可是俺没有雕刻天分，始终雕不好工件，只能放弃这份学徒工作。没关系，毕竟世界那么大，再试试其它吧。

俺来东莞的第四份工作是东莞市味菇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公司专门培植鲜玉菇和蟹味菇。进厂后发现，原来菇的种植是非常讲究，技术员为菇设计了培育瓶和营养培植辅料，辅料是用木屑、谷壳、玉米粉等绿色健康原料，按菇生长需求的营养比例调配，所以菇长得又快又好，天天看着数以万计的小可爱，工作起来甚是开心。在这里流水线上基本是机械化作业，俺们负责搬运菇苗，监管设备和包装产品，所有厂里员工还不到一百人，但一天产出高达5-10万瓶菇，包装后的菇售往珠三角地区，部分出口至泰国等地。在感叹科学生产力量强大的同时，也在想人类是不是也像菇一样，只是被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味菇坊上班是俺干得最开心时候，期间还通过网恋交了个女朋友，叫李小花（千万不要问俺赵铁柱是谁）。为了天天见到小花，俺只能转厂到了她们那家誉铭新工业有限公司，公司主要是生产和代工智能设备结构件，合作方都是国内知名电子品牌企业，有华为、联想、中兴等。看到街上越来越多人使用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很是自豪。俺和小花同在检测车间工作，车间工友们都较为年轻，M哥是个有抱负的人，他把“梦”字大大的刻在手臂上，但从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梦是什么，难道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心系“中国梦”？所以一直很好奇他的梦是否跟俺一样。之后又发现，有不少工友和M哥一样对汉字非常感兴趣，有人喜欢将歌词抄写在工作台上，很是深沉，顿时觉得身边每个工友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许是他们面对流水线上重复的操作过于麻木，找点乐趣罢了，但他们的举动似乎比行为艺术家来得更为深刻。

和李小花分手后，为了逃避那伤心之地，俺来到了东莞思朗食品有限公司，这里充满了甜甜的饼干香味告慰着俺受伤的心灵。厂区很新，上班环境和住宿条件都很好。公司特别讲究卫生，俺们上班需穿上白色工作服，戴着口罩，裹得严严实实的像颗粽子。工人并不多，都是机器化自动生产、加工，每分钟可以生产3000块饼干。这样生产出来的饼干好吃但不能感人，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或许是人的温度之类，也或许是饼干之间的差异。

紧凑的流水线作业、云计算中心的数据管理、模制化产品的大规模加工，机械自动化的批量生产......这些是俺几经转厂打工看到的，不得不使俺想到一些问题：将来人类史上会不会真的上演像《西部世界》或《月球》的剧情？人造人后，“新兴人”会不会占据大多数的行业，进而取代某些人群......？也不知前不久来厂参观的艺术家们，有没有同样的危机感呢？

（本文故事情节纯属虚构，但提及企业工厂及其生产情况基本属实）

“只想一生跟你走”

张潇月，北京/杜塞尔多夫

当我们谈到思辨和行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将“棋手”、“球员”在思行表现过程中的不同作为类比，前者在大脑皮层内的波谲云诡和后者在攻守动势带起的阵阵涟漪，或动或静。

而作为视觉工作者，去向前一步，将热点变为产出，或以隔岸观火的冷凝或以直抒胸臆的直白。不管是“慎思笃行”还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我一直在问自己，在这个加速运转的智能时代，思辨和行为在艺术产出中充当着一个什么角色？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贸易交流，体制冲突和全球化的中国窗口的扮演者——珠三角，这些矛盾显然更为激烈。混沌的制衣机踩踏声浪，人工培植的流水作业，虚拟信息万千载体，随时势市运而使舵，这都仅仅是整个产链的些些小的缩影。蝼蚁之密，螳臂之力，都市中人，砖墙每每。

在一家手机零件精密仪器工厂的坊间，各种机器在无人介入的状态下速度运转。我站在一间为数不多的工人坊间，望着这一些些拟人化的机械和机械化的人类，工人们和这些机械的关系在此时变得非常微妙，这个世界仿佛没有人类也可以无止旋转。我站在一位坊工身后，这位坊工对着机器前的一张卡纸发呆，纸张上手抄了一首歌词《只想一生跟你走》。在这隆隆作响的机械运转背景音中，突然我有些动容，我想，我找到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