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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报告文学 上)

赵州桥文学 2020-11-14 11: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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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元(元氏)赞(赞皇)公路往北,进入元氏县北苏阳乡境内。满布着砾石的土路两侧,没有一棵树的影子。偶尔有一丛酸枣棵子刚刚发了芽,算是点缀在乱石黄土中的一丝微绿。清明已过,平原上的水浇地里,麦子正旺旺地扬旗抽穗,油菜花开得正艳,备种棉田洇得透透的;机井台上,姑娘媳妇们说笑着,让一件件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清水里漂卷。而这里,别有一番景象——时纵时横的条条块块黄土地,像久卧病榻的老人的脸;这条条块块中的几垄小麦,病恹恹的,呈灰绿色,三两片叶子卷成针状,长得高的也不过六七公分,稀疏可数。不时地看见有村民让妻子牵着牛,正把麦子犁掉。牛踏,人踩,犁翻,腾起团团黄尘。犁过处,噗噗的酥响,七寸之下不见一点湿土。我问:“咋不再等几天?也许快下雨了。”村民吆住牛,咳出一块土的痰,一指西边的远山:“看那山多清亮,个月二十天里没有雨。倒不如把地耕暄了,等着点种山药(红薯)。就是下了雨,也打不了几颗麦子儿。”说着话,瞅着我的是一张覆满黄土的脸。老牛得了闲,使劲嚼着半湿不干的麦棵子。傍着东山围成的“野鹿头水库”徒有虚名,底部种的麦子倒还有点精神,呈黄绿色,一簇高一簇矮,比平原上最差的麦田还要差,可在这里却是上等的庄稼;那户主老汉就坐在旁边瞅着麦子抽烟,心里可能想着过年过节的白面馒头有了着落。

在这样的路上骑车实在是活受罪,颠簸得五脏六腑极不舒服。我干脆推了车子走。天气热,我只穿了白衬衣,加上戴着墨镜,田里耕麦子的村民时时朝我这里看。

第一章  户户有井

 

这小山庄,房屋有高有低,胡同曲里拐弯。打听了五六个人,上了几道岗,下了几道坡,才找到同学的家。进门一呼,同学夫妇赶紧迎出来。我环视这不能算小的院落——几棵胳膊粗的洋槐已开白花。同学说,这树龄已有十几年,长得慢像铁树。我直奔盖着铁锅的高台,同学掀开破锅——哦,是一口井!我探身一看:黑咕隆咚;捡一块石子投下去,返上来一声闷响——无水!

“什么时候没水了?”

“去年还有一指厚,今年一点都没有了。”

“往下挖呀?”

“下边是石头了。”

我便看看那黑洞,问:

“别人家呢?”

“一样。家家户户有井,都枯了。村北有三口井,人吃牲口用,都是从那儿打。”

“打水困难不?”

“跟你说,你也不清楚。明儿你跟我去打水就知道了。”

我进到屋里,主妇把胳膊深深探进水缸,舀出一碗水,把洗脸盆斜靠在墙根儿,把水倒进去,让我洗脸。我怀疑这一碗水是否够我润湿颜面!便象征性地用手指蘸一蘸,湿一湿眼角和嘴唇。

这里,水缺比油贵我是早就耳闻了的,这次来看望同学,一多半是来看水的。在路上,我早就嘱咐了自己:对于水,我决不能大手大脚。不管同学生活困苦与否,饭,我得吃饱;水,尽量少喝!

茶泡上了。涓涓细流带着乐音儿淌进白瓷茶碗里。很香。

同学朝我一笑:“别听人瞎说!水是缺了一点,可茶我还是管得起的。你只管喝。”说完,他先端起碗来,很响地喝了一口,放下时我一看:那水还是八成碗。我才知道他刚才的那一响,一多半喝的是空气。

我确实很渴,可不好意思豪饮。同学时时为我续水,他也时时端起来呷着,却不肯再让茶壶光顾他的茶碗。一壶水将尽,我的干渴稍解;同学欲再沏水,我制止,他便放下水壶。我们同学时,他可是慷慨出了名的,而今对于水,他这是节俭?是爱惜?是吝啬?我想都有。

晚上,同学备酒为我接风。桌子上摆了一碟炒鸡蛋,一碟醋蒜调的泡软了的干萝卜丝,一碟切成片儿的腌肉。青菜是没有的,这里不能种菜。有肉有蛋已属丰盛,可我望着那“二锅头”却毫无酒兴。我想着下一步:酒后可是要喝水的!我往我和他的酒盅里斟满茶水。同学愕然,我坦然。我与同学碰杯,我一饮而尽,他却定定地看着我;我一亮杯底,他才喝下去,喉咙里咕咚重响。电灯下,他的眼睛里闪出了泪光。

我们喝着“酒”,却不谈酒,水是正题。我这位同学,说不上谈水色变,却是唉声叹气,几度中止。上师范时的高材生,面对家乡严重缺水的现状,却无能为力。他说,他整天领着孩子们念“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老师是辛勤的园丁”,孩子们却没见过什么花。夏天里,有的娇娃子带一瓶水到学校,一大群孩子围着人家讨水喝,自己看了心疼。有一回让学生写作文《我最想……》,一半以上的学生写了“最想游泳”,“最想天天用清水洗手绢”等等,他流着泪都给打了满分。

睡前,他赎罪似的劝我忍耐几天。我是既来之则“忍”之。洗脚无望,缸里的水或许只够做明天的早饭。我便用袜子擦擦脚,盖上表里都是家织土布的薄棉被。想做一夜波浪滔天的梦,谁知无梦醒来,已是东方大亮。

 

第二章  村北三井

 

我和同学赶了牛车,车上是一只能盛300斤水的铁桶。

上坡下岗,沿着洒满水痕的小道,穿过两条巷子,刚出村,就听见前边一片喧嚣。绕过一个垴子,眼前的场景豁然让我一惊:呈牛轭状排布的三口井每一口都成了一个轴心;各有三条人龙从井口放射开来,像一星三芒,又像三龙戏珠。青黄赤白黑杂糅着,人喊牛叫混合着,时时有车有人加入那队伍。好壮观!

我们到了一个队尾,同学看车,我就迎了无数双惊异好奇的目光朝井口走。这些村民的身旁、臀下、肩上、手里,是各种型号各种式样的大桶小桶汽油桶铁桶木筲塑料桶水壶瓦罐铝锅脸盆。各种容器叮当咣啷吱吱扭扭,响声刺耳。我走到近前,挤着俯身一看,见井口直径一米有余,井深足有三丈,井壁以砖石密砌,布满绿苔。打水的每人带一条绳索,一头接有十来环铁链,链端有一根半尺长细铁棍;铁链揽住桶系儿,把铁棍穿过一环别住,桶一放进井口,绳索就从掌握里溜下去,挨着水皮儿,自有铁链将桶压倒,小伙子捯着手,七八下就能提上一桶水来。水已经浑浊得厉害,隐隐能嗅到青泥味儿。一口井可以三个人同时提水,而三只桶互不相碰,可见村民娴熟的技艺。

我退后一步,见正轮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打水。她穿一件肥大的军装褂子,黑襻子鞋上溅了许多污泥;一头黑发松散着,一俯身就有一大绺子搭下来遮住眉眼,她便轻巧地一甩头,把发绺甩到一边。她两臂很有力地拔绳子,一桶水就晃晃悠悠冒出了井口。她要提满排子车上的那只大铁桶,也许够用三四天,明天她就不用起大早了,可以一边看着火烧饭,一边梳理她的头发了。往大桶里倒水,她显然力气不支,两腿瑟瑟抖动,总把一些水晃出来,就洒在她的裤脚上,鞋上。到后来,她已是脸色通红,额头鬓角泌出细汗来。

我估测,她起码要在五点钟起床。

一位驼了背的老爷子没有排队,也不加塞,径直走上井台,肩上挑一根竹竿,一头是水壶,一头是瓦罐。

“丑娃又去‘跑事儿’了?”我身边的壮汉子问老者。

老者不搭腔,自管皱眉绷嘴把水壶系下去。壮汉子想替他,他把汉子的手朝旁边一拂。我望着他拱着的背脊,站在井台上的老腿,心里有些担忧:万一一个不慎,老人栽下去,这罪过由谁来承担?最早在这山坳里安家设寨的祖先?村干部?“跑事儿”的儿子?还是他自己?

我倒想看看自己的本领了。恰好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嫂要提水,我要求试一试。大嫂看看我的装束,尤其是认真地看了看我的皮鞋,笑着说:“你,不沾。”

我接过绳子,真有些后悔了——这根绳子有小指粗,没有铁链。我笨拙地拴绳子,拴了个“死扣儿”,一抻,开了。大嫂夺过绳子,变戏法般一缠一绕,一个“捆牛蹄扣”,越抻越紧。也是,若是把桶掉进井里,自己不能打水,还碍了别人的事。我小心地系下去,桶底挨着水皮儿,便漂起来了。

“晃一晃。”大嫂做着晃的手势。

我把绳子左右摇摆,往下一递,桶底嘭的砸在水面上,依旧漂着。

大嫂从我手里夺过绳子,右手攥住,朝前伸直胳膊,让水桶离开水面,然后往怀里猛一扥,猛往下一递——我看着井里,只见水桶一个侧倾,呈舀状半扣向水面,噗的一声,整个桶都没进了水里。

我接过绳子,也想学着别人 的样子,两手捯着往上提,却做不到。桶一出水面,失了浮力,一下子变得极重。单手我是提不动的,只好两只手齐用力,可捯绳子却没有了第三只手。大嫂又一次夺过绳子,只见她叉腿微蹲,右手下握,用力一提,一拧身,伸左手攥住绳子。如是七八下就把满满一桶水提了上来。大嫂微喘,但面不改色。没忘了给我一个不无嘲讽的笑。

井台四周全是罩着地膜的条坑。有的人提了水就把膜布掀开,里面是嫩绿的红薯芽。水一瓢一瓢地泼进去,随着水也泼进去了他们的希望。一位大娘对我说,红薯芽育出来,一半自家栽,一半集上卖。

“自家栽多少?”

“俺家五亩地,都栽上。”

在这里,红薯是主要农作物,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红薯是旱田作物,栽上芽子能成活,只要下一点小雨,旱不死,就有收成。

东西两口井上的队伍短了,中间那口井,三条龙续得奇长。打了一趟水的村民沉住了气,就在队尾抽烟闲聊,谈城里的蔬菜价格,却不谈水,不谈雨。可能关于雨水的话题对于他们来水太陈旧了,他们似乎有一种同感,避免谈及此。看着他们悠闲的样子,好像到这里来不是抢一口维持生命的宝贵的水,而是来聚一聚,闲侃闲聊。纯粹是习以为常了,没有打到水的也不着急,只是偶尔侧身朝前望一望,看送走几个人才能轮到自己。

同学快要轮到了,他说他已抽了五支烟。我一看表,七点半已过。我还没问这口井队伍变长的原因,他说,东西两口井到这个时候,只能淘上少半桶泥汤;还有几个人仍在打水,是打上来浇红薯芽的。这一口井水层深,水清,排着队不停地淘,到傍午才能成那两口井的样子。

同学打第一桶的时候,未往上提,一直腰,皱着眉,出乎意料似的急眨着眼睛。他极快地拔上来,一瞧:糟,只有多半桶,浑浊不见底。一共提了十八次,那只大铁桶才灌满。同学用塑料布把桶口罩紧,我们便赶了牛车往回走。饭后吃茶,澄上多时才能饮用;碗底积沉硬币厚一层泥土,极细,手指一捻,滑腻如蜡。

 

第三章  山民

 

A  村长

这天晚饭后挺热,同学领着我到了村长家。

村长高个子,瘦,头发寸把长,花白,根根直竖。五十来岁,脸上皱纹已是密如蛛网。

村长听同学介绍了我的教书身份,一连声地称“文化人”。他点上一支烟,也不让我们。他褪下鞋子,赤脚蹲上椅子,两手抱膝,把自己折叠起来。村长一听我的来意,把烟一掐,伸直腰坐着,拿出了长谈的架势。

“我们东城角村,在元氏县算得上缺水最严重的一个村。村北三口井是命脉,是宝井。不管天多旱,井里总有水,淘干了等一会儿又能长出来。八十岁的老人打记事起就有这三口井。

“县里下来过文化人,说水层底下是石头,石头有多厚不清楚,就是钻井机钻透石头,底下有没有水也不清楚。每一年春上,地区里、县里,总要有干部下来看旱情。前两天,县电视台还把老觉家的那两垄蔫麦子、早上打水的火候儿,录了像。管屁用?还不是把俺几个村干部招去开两个会,讲一通‘天大旱,人大干’?干个球!我一说水就来气!”

村长真生了气,抽烟抽得像烟囱喷,干脆又脱鞋蹲上了椅子。

“你当我们愿意吃返销粮?愿意花那几个扒了几层皮的救济款?兔羔子才愿意哩!”

村长一转脖子一笑:“你们文化人别笑我说话粗,我什么也不怕。三干会上,我跟县长也是这样说。”

听同学说过,村长“熬”走了好几任县长。怪不得说话这样气盛。

村长叹了口气,说:“宝井我看也‘宝’不了几年了。再过两年,井里冒了烟儿,我看他上级有啥腔儿?”他开始扳指头,“啊,你说修渠引‘八一’水库的水,一,咱凑钱,二,咱出人,三,咱连小学生都动员起来去东山上摘酸枣,可国家你也得出出血呀?我们是求爷爷,告奶奶,就差跑国务院了,你猜猜求来多少?十五万儿!甭说把渠修通,就是修寡山通长山的那道小渡槽也得九万多。三条渡槽三十万,整条水渠修成至少需要七十五万。修成水渠,给水设备上级才提供,不知道那一笔钱又该多少?”

村长的气消了一些。微弱电灯光下,那一张脸说不准属于哪一种表情——愤怒也有,羞惭也有,颓丧也有,痛苦也有。

村长只是抽烟。包裹在烟雾里的一个瘦老头子,就像一根遭了山火的枯树桩子。

我和同学都不说话,看着村长抽烟,心里也像这眼前的烟雾,混沌沌,憋闷闷。

村长把半截烟扔到地上,缓和了语气,说: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话不是说给我们听的。我们没有水可靠,吃不上水;有山,却也靠不上。东边的大东山,西边的凤凰山,北边的虎山,南边的南岗,一律都是红石和麻石。不是青石,不能烧石灰;不是汉白玉,不能雕石像。红石多少还有点用处,采下来盖房子垒基用,能省一些砖。那麻石就像是榨了油的棉籽饼,松松散散的全是碎片儿。四座山全是秃山荒岭,甭说树,草都长不高。前几年,县里硬逼着在虎山上挖了几百个鱼鳞坑,栽上了洋槐。麻石不是土,树苗扎不了根,一棵也没活。村里人想搞副业行不通,没水,搞啥也不行。有些年轻人就出去打工,也挣不了多少钱。说来你也别笑话,俺们村近几年又添了一件烦心事——本村的闺女想着法子嫁到外村,外村的闺女却不肯嫁过来。挺排场的小伙子小三十了,娶不上媳妇……

静默。村长低了头陷入沉思,烟烧了手指才醒过来。

“吃的怎样?”

“粮食嘛,基本上也够吃。主要是拿山药换小麦,换玉米。富裕一点的,一年能吃七八个月的白面。”

“你呢?”

“我?”村长面带窘色,一指身后的缸,“还有半缸小麦,省着,点种时候吃。我是干部,乡里每月发给工资,在村里还算是上等户。哎,没办法,我们活该受穷。我们这里不是老区,得不到支援……”说完,把下巴高高抬起来,眼望着黑黢黢的屋顶。

我和同学告别村长出来,同学告诉我,村长当了这么多年干部,家里还是老样子。工作没什么能力,可换届选举,上边不让他下来,村民也不让他下来。

我能想象出,他当村长是多么的累。

B  诗人

同学早就对我说,说他们村上有个和他同龄的叫李胜英。初中文化,爱好文学,尤好写诗。我是带了崇仰的心情去拜访他的。穷山沟里能出个有此兴致且执着追求的青年,不能不让人惊异中加了钦佩。

我想象中的李胜英,清秀单薄,书卷气十足,谁知一见面却吓我一跳:五短身材横向发展,说话瓮声瓮气,时时朗朗大笑。

同学直呼其“诗人”,李胜英毫无不自然之态。谈吐没有诗意,完全像老农话家常。

他是在外屋会我们的,里屋是卧室。

“我和文怀(我同学的名字)光屁股长大。初中毕业,我就不再上学了。我放过羊,学过木匠,学过泥瓦匠,当过临时工,当过装卸工,可以说是啥滋味都尝过。”

他把声音压低了说:“二十六岁上,周岁,成了亲;成了亲我的生活就又添了一重苦难。打光棍时自己能混个肚饱,添了人口又生了小孩,我浑身解数使出来都觉得力不从心。文怀知道,屋里的成年有病,病重了,连她自己都管不了。去年冬上,我在石家庄车站上干了两个月的装卸工,一天平均十块钱,也差不多了是吧?谁知屋里的病又重了。别的不说,早上打水她就办不到。总不能让街坊邻居天天替我伺候病人吧?我就卷了铺盖赶回家。胡子没刮,头发没剃,屋里的一见我这样,我一见她黄弱弱的病态,两个人都不说话。她一哭,我也忍不住了……

我从他的硕脸粗颈圆胳膊上,看不出“诗细胞”藏在哪一疙瘩肉里。他谈话又不带诗味儿。我便请求:

“背一段你写的诗吧。”

他把背靠上椅子,两臂抱在胸前,眼睛微合,用普通话沉沉地朗诵:

“我想把

白天的光明存起来

给黑夜一点;

我想把

夏天的炎热存起来

给冬天一点;

我想把

远隔的星斗聚起来

补月牙一点;

我想把

男人的豪放

给女人一点;

女人的温柔

给男人一点。

我想剪下所有的多余

补平所有的不足

……

我对病中的人说:

明天正以最美的姿态

向我们走来;

我对老人说:

夕阳依然炽热,

晚霞依然火红,

让春天永远去妩媚少年,

让红叶再一次陶醉老人。

把聋哑的人

聚在高分贝的舞曲下,

哑的开始跳舞,

聋的开始学跳。

他们用哑语议论:

我生的很美,很美……

朗诵完了,他一摇头:

“不叫诗,胡诌的。”

同学提示他:“你写的那首《兰姐》,你背背。”

李胜英有些羞涩,不自然地搔搔头。但略一顿,便又恢复了平静,依旧微闭了眼,声音里情丝依依,包含了几多怀恋,几多惆怅——

山坡上

你抢走我牧羊的鞭,

朝调情的小绵羊

轻轻甩打。

一片云彩飞来,

你带着羞涩的微笑

拥我入怀。

我低吟赞美你的句子,

用野菊花判别

你的美丽;

你细纤的手

轻轻地拍打我少年的肩头。

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

能否将自己忘记;

我不止一次地安慰自己,

他年的岁月

已装进了净瓶,

被黄连封住了口——

若相会

莫话当年。

吝惜的岁月不曾给你

一片皱褶,

你依然美丽,

依然是缠绵在断桥边的车前子。

莫话当年细柳移植时,

已带了点点故土,

故土中仍有你掘不走的老根。

可曾知,那老根

是我心灵深处

闪着磷光的刺……

这已是昨日的欢乐

昨日的悲歌。

再回首已不是

少年的你我。

尽是如此,我还要说——

苦瓜的花原来很美很香,

至今蜂蝶仍绕在

翠绿的藤间。

听完朗诵,我怎么也不能把那么美的诗句跟眼前的样子粗拙的李胜英联系起来。我由衷地赞叹:“有味儿,真有味儿!”

李胜英又是一摇头,嘿嘿一笑,不自然起来。

我问他创作的经过,他说:

“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诗。老师让写作文,我就写诗。老师批评我不听话,可又说我诗写得像一回事儿。不上学了,我就给生产队里放羊,衣兜里常装着小本子和铅笔头,脑子里有了两个句子就赶紧记下来。这两年我承包了东山沟,沟里有几十棵核桃树,有些酸枣棵子。说是承包,一年也收不了多少东西。结几个果子还不够外村本村的人摸呢。

“东山沟沟沿上有些酸枣棵子,这玩意儿耐旱,我就让外地人给嫁接了大枣。长了新芽,羊最爱吃,放羊的从沟里过一趟,就光了。逮住了偷果子的,看见了羊吃枣树,不是乡亲就是邻村的,你能把他怎么样?

“我喜欢一个人干活,累了就坐下来掏出本子写几句。有时中午就带块干粮不回家了。

“有一年秋后,我和屋里的在东山沟割了一天茅草,装好车,月亮就爬上来了。她坐在车后梢,我坐在车前畔,身下是软软的草。干草的香味挺好闻。黄牛在山坡上吃饱了,也不急着回家,吧嗒吧嗒地踩着石子路。我俩就像躺在摇篮里。月光溶溶的,秋风爽爽的,我说我真想吟诗,她就说你念吧。我就吟了《兰姐》。她问我诗里的‘她’是谁,我说是瞎编出来的,文学上叫虚构。她说瞎编就好……

“是瞎编的?”同学逼上一句。

李胜英一下窘了,朝我一笑:“也不完全是。”

我们都笑起来。

我有暇顾及一下李胜英的“客厅”:两件茶色家具,一张老式八仙桌;窄窄的三道檩房子还显得空落落的。不见一种家用电器,倒是靠北墙的一个书橱吸引了我。我凑过去看,见摆着的全是诗集、诗论、诗刊。最下一层是他的诗稿,纸都变黄了。我翻一翻,见都是飞笔打草,好多字简写得恐怕只有他自己认的。

生活确实苦,但他执着的追求只是苦中求乐?他用了相当多的时间搞创作,被他称为“屋里的”便全力支持毫不反对。我们坐了很久,听见两三次孩子哭,却连“屋里的”一声哄孩子的哼唱都没听到。李胜英这样的青年,尤其是处在如此困境中的青年,视喜爱文学创作为生活中一大要事,确实让我感到可敬可佩。平原上的农村,精神生活之缺乏已相当严重,何况这闭塞落后的山庄了。从他的诗作里,已能看出他的功底。每一首诗都有了独到的意境;诗句锤炼得不土不洋,不朦胧,易记易诵,风味独特。

我们再一次坐下来,话题转到了水上,村民的生活上。李胜英的话多起来。他说,山村里的一切都是他诗的来源,写的不都是风花雪月,敢刺一刺“贪官污吏”的诗歌也有许多。他从诗稿里找出一页来,让我看,我艰难地辨认着他的字迹——

正因为山外有山,

你才把大山吃成荒山。

你的百叶竟能消化

硬头文件送给山民的

救灾的粮食、赈济的钱款;

正因为山外有山,

山外有你这片大山围成的天。

你的土政策才大如国法,

任随意地提留乱摊。

正因为山外有山,

山外更有你的靠山,

你的交椅才数十年稳如泰山。

愚公老汉哟,是否开个家庭会,

把那靠山挖平,

连同山怪一起填入山涧。

我读着他的诗,似乎看到了他那颗激跳着的心。如果说那首《兰姐》是他的闲情逸致之作,那这首《山》无疑就是他发自内心的呐喊了。

我想起了昨天结识的村长,问李胜英,《山》中的“山怪”是否有村长的影子。李胜英不屑地一笑:“他没有靠山,他也不值得一写。好心人,老实人,没能没耐。”

“没想到投稿发表你的诗吗?”我抚着他的一大摞诗稿,不解地问。

“我想剪下所有的多余,补平所有的不足……”他嘻嘻一笑,不答;继而一摊双手,说出一句让我好一阵琢磨才弄懂的话,“我,啥也没有哇?”

我望着窗外远隔的星斗,回味着李胜英的诗句,回味着他这个人,回味着他高低有致、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朗诵,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为什么竟如此不公平地把这样一方水土给个这样一方人呢?若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李胜英的诗句不是会更具风采么?又一转念:李胜英就是这方水土上的“青山绿水”,不是很有独特风采么?

C  采药老农和风匣匠

次日,无风。初夏的太阳便开始施发淫威。同学的小男孩夸张地穿上了裤衩和背心。我和同学骑车时行时停,直奔凤凰山。渐近山脚,便有一种渐近火源的感觉。驻车向西望,横亘眼前的山岭像一条头尖尾细的大鱼。我琢磨不透这山为何与它的名字如此不相符。凤凰山长一千多米,高处海拔二百多米,这算不上什么大山,可它紧邻着东部平原,便显出了它的突兀高峻。光秃秃无草无树无绿色,正应了李胜英一首诗里所写的:

……

当年的彩凤

变成了火烧后的鹌鹑;

百鸟不来朝凤,

五谷不再丰登

……

我们踩着突出来的一块块红石向上攀。山脚有几处采石面,山石是典型的页岩结构。因为一春没有雨水,脚下的枯草大多没有萌发,烧荒后留下的焦黑的断茎极干极脆,踩上去发出啪啪的断响。有一种貌似蒲公英的植物却时时可见,其叶厚,其蕾硕。同学说,这种植物叫“丫丫葱”,可以吃的。我掐下一根,嚼食那花蕾,确实有一种葱味,但不辣。我又掐了一种有长长花柄的植物,同学却“命令”道:“扔了!快扔了!”我一惊,服从地扔掉,但不解其意。他说,这叫“死孩子花”。我们一对视,才醒悟到刚才那一惊一乍纯属小孩子游戏,大笑起来。上山走“之”字。爬到山腰,我回首,见山下的自行车已变小了。一鼓作气爬上山顶,再俯视,见自行车像是儿童玩具车。山不能算高,但这东坡极长,我估计不下五百米。

站在山顶向四下里看,见东山凸立,主峰呈柱状,极为险峻。虎山不太像虎,西高东低,像三角不等的大三角板斜边为底边放置着,也是光秃秃没有草木。南岗跟这三山比,算是小弟弟,岗坡脚下丛绿可见,同学说那是酸枣棵子。

说到酸枣棵子,这凤凰山上也有几丛。有的树枝都已干死或被山火烧死,只是在根部冒出些绿芽来。山顶上有了微风,坐在平坦坦大石上歇歇脚,才觉出两条腿的困乏来。

凤凰山西坡极陡,我把一块四方石头推下去,它便蹿跳着往下滚,一直蹦进了坡脚的梯田里,我连呼“作孽”。

山的北端略向西扭,东北坡上有个老汉在弓着背刨东西,哼着梆子不像梆子坠子不像坠子的唱腔儿。我们走到他近前,一打问,才知道他是山西边马庄人,刨草药的。山坡上绿东西不多,我寻觅四周,更不识草药的样子。老汉说老也只有六十来岁,黑裤子白布衫,头戴麦秸草帽,精瘦,袖子挽起,胳膊上青筋条条凸露。我递给他香烟,他坚决拒绝,倒是从裤腰带上解下烟荷包来,捻出一张纸条,卷了根手指粗的喇叭筒儿。

我看他的短系儿筐里,放了几个化肥袋子改小的袋子,每个袋子里有一些草药。我叫不出名字,他见我看一个袋子就说一个名字:“知母,远志,柴胡。”

“价钱怎么样?”

“卖湿的,远志一斤八毛,柴胡五毛,知母四毛。”

“一天采多少斤?”

“四周围村子里不知有多少人刨,一开春山上就满了人,我这不知道是刨第几遍了。一天价——三种加起来,多的五斤,少的三斤。”

“别的收入?”

他一指西边山脚下的黄地:“没有水,啥也种不上,一年收入刚够吃的。小儿子二十八了,盖不上新房,娶不上媳妇,我就算没完成任务。”

“儿子干啥呢?”

“教小学,民办老师。”

我清楚民办老师的收入。

我看见他的筐系儿上绑着个瘪了的军用水壶,筐里还有个手巾包,料定他中午是要在山顶上过了的。也是,这样高的山,这样岁数的人,你体格再壮,一天爬上爬下也够受的了。我心里话:中午里,山上净光光连个野兔也没有,这老人孤寂寂坐在硬石头上,就了凉水吃凉干粮,心境如何?他有李胜英那样的闲情逸致吗?

我们告别他走了不远,就听见他又唱起了那分不出属民歌还是属戏曲的小调。我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怎么能从这哼唱上来断定他的心情是愉快的?敞亮的?谁又能断定他的心理跟他采的草药不是同样的滋味呢?

上山易下山难,我倒是没觉出多少,可能是山不太陡的缘故。采药老汉的言谈倒是让我替他忧虑起来。平原上,像他这样年岁的人早抱着孙子“退休”了。二十八岁的儿子婚事没有着落,对于他这样的家境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危机。平原上的民办老师地位之低众所周知,何况山区?

下了山,推着车子走,好放松一下乏了的腿脚。身后老远就传来扑嗒嗒扑嗒嗒的声响。等赶上来一看,原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用自行车驮了只旧风匣。同学称叔,也许是同学的本家。他下了车子推着走。老人挺健谈,主动跟我说话,问我打哪里来,来这穷山沟干啥。我问老汉为啥驮着旧风匣,他说是从南佐集市上揽的活儿,修理旧活儿挣个钱。风匣在平原上已不多见,农户烧不起液化气,但煤炉子是长年不熄的。我怀疑他这行当能否整几个盘缠钱。

望着老人骑车走了的背影,同学一声长叹,给我讲了他这位老叔。

老人在前几年是这一带有名的风匣匠,他的风匣品种多,耐用,尤其是 “风儿”好。大的有打铁用的六尺长的大家伙,小的有小炉匠用的尺半长的小玩意儿。大的小的都贴上“李庆祥制”的标签,很抢手的。如今山民们用风匣的明显少了,打了新的到了集市上卖不出去,他只好改成了“收拾(修理)风匣”这一行。老古董不时兴,价码高了没人修,价码低了划不来。家里的老伴精神失常,老俩无儿无女,眼见得这日子说不定哪一天就过不下去了。

也是,有一些手艺人老了老了,眼睁睁丢掉荣耀了一辈子的手艺;心疼是小事,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丢掉了饭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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